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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漢發現的新型冠狀病毒牽動了無數人的神經，年紀稍長的人們想起了17年前的許多事情，又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正在進行中。
對于一位互聯網從業者而言，有感于兩場時隔17年疫情間的相似，但互聯網所扮演的角色卻完全不同：
2003年是中國互聯網的特殊年份，人們在非典疫情的威脅下，被迫在電腦上處理一些較為棘手的工作，淘寶、京東商城、QQ游戲等均在這一年誕生，以至于鄧肯·克拉克在《阿里巴巴：馬云和他的102年夢想》一書中這樣寫道：“非典證實了數字移動技術和互聯網的有效性，因此成為使互聯網在中國崛起為真正的大眾平臺的轉折點”。
到了2020年，上一場疫情中成長起來的阿里、百度、騰訊都已經身為巨頭，在與新型冠狀病毒的較量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后來崛起的互聯網新貴也不再是疫情的旁觀者，互聯網已然成為我們對抗疫情、謠言的利器。
2003年，互聯網在中國方興未艾；2020年，中國互聯網的用戶規模已經達到8.54億人次，每周有27.9個小時花在互聯網上。
互聯網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疫情的走向。
按照一些權威媒體的報道，非典出現的時間可能在2002年12月份，四個多月后才逐漸傳遞到全國人民的耳朵中。彼時人們還只能通過電視、報紙關注疫情的進展，想要了解到非典疫情的動態，要么等待新聞媒體的播報，要么打電話到醫療機構咨詢，因此比疫情的實際情況傳播更快的是喝板藍根、蒸醋等可以預防非典的謠言，乃至于一包板藍根的價格炒到了300多元。
那時候也有小部分人接觸到了互聯網，只是新聞的推送主要靠編輯人工分發，人們也只能在論壇或QQ中進行有限的討論，至于老百姓們關心什么，互聯網并沒有扮演起洞察輿情的角色。
2020年已經是互聯網無處不在的世界，民眾習慣性的到搜索引擎去搜索，在社交網絡中分享疫情的實時動態，在資訊平臺上瀏覽各種和疫情相關的消息......以搜索為例，用戶關心什么、關注什么？在搜索框內搜索的就是需求的呈現，而權威、全面和及時的信息，也讓這場疫情不再是看不到的黑匣子。
以百度指數呈現的趨勢為例，新型冠狀病毒引發大規模輿論關注后，諸如武漢肺炎、口罩、武漢封城等關鍵詞的搜索指數迅速飆升，如何防范新型冠狀病毒、什么是N95口罩、如何讓爸媽戴上口罩等問題被集中搜索，熱度遠超春節紅包、春晚等關鍵詞。
由此折射出了這樣一個現象：和17年前相比，如今的信息分發途徑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用戶的主動搜索，以及互聯網渠道信息的流通，已經取代傳統分發模式成為用戶接受和獲取信息最主要的通道。
也就是說，用戶獲取信息的方式，從被動接收轉變為搜索這樣的主動獲得，或是信息流這樣的個性分發匹配。
正因為此，以百度為代表的搜索平臺，以百度和今日頭條為代表的信息流平臺，在這次抗擊新型肺炎的過程中，能夠起到遠超傳統媒體的作用：用戶的關切可以第一時間被看到，可以第一時間被滿足。
同樣改變的還有人們的購物習慣，2003年后逐漸流行的電商平臺，極大地減少了人們出門購物的行為，降低了人群規模化集聚的概率，也就降低了疫情爆發的機會，讓“宅”成為人們對抗病毒傳播的有效武器......不一而足。
簡而言之，互聯網在17年中徹底改變了公眾的行為方式，也讓互聯網平臺們有更多的機會參與到抗擊疫情的行動中。
截止到2020年1月26日15時，國內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病例已經達到2023例，疑似病例達到2684例。
在百度App上的疫情地圖里，用戶可以迅速看到疫情進展的信息，還有根據時間線拉起來的事實播報。
按照華盛頓大學的Louis Kim教授等人的研究結果，當媒體對某類疾病的報道量增加十倍，此類疾病的感染數減少33.5％。言外之意，當某類傳染性疾病缺少特效藥的時候，增強公眾的防范意識可以起到提前打“預防針”的作用。
比起2003年時對媒體報道的依賴，今天增強公眾防范意識到舉措無疑更加多元。一個簡單的例子，在“搜索+推薦”的分發機制下，用戶的信息接收出現了“被定制”的可能：某一地區出現高頻搜索某一謠言的行為中，可以針對性推送辟謠內容；某一地區的疫情輿論熱度偏低時，可以適當增加疫情內容的推送，提高公眾的警惕性。
結果就是：僅在1月21日當天，新型冠狀病毒、新型肺炎、武漢肺炎等關鍵詞的百度搜索指數就增加了100多倍，一場全國性的防治新型冠狀病毒的動員運動，只用了不到兩天的時間。
而互聯網作為基礎設施的另一種價值在于社會治理，尤其體現在新型冠狀病毒爆發期間的人口遷移中。
盡管武漢在1月23日選擇“封城”，在此之前仍然有大量人口從武漢遷出，其中可能存在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的“超級傳播體”，如何確定這些人的流動軌跡并進行重點防控，可以說是防控新型冠狀病毒規模化蔓延的核心一環。
互聯網彌補了人口流動監測上的不足，百度、騰訊、中國移動等先后給出了實時的人口遷徙數據，在很大程度上為不同地區的疫情管理提供了參考。比如百度發布的“全國春運人員遷徙熱力圖”顯示，河南省和湖南省是武漢人口遷出的重點省份，而從河南省針對疫情做出的短信提醒、宣傳橫幅、廣播播放、公共場所消毒等舉措來看，嚴格的管控機制與人口流動的提前洞察不無關系。
我們還可以看到，當互聯網調動全民防范新型冠狀病毒的情緒后，一些武漢市民主動取消了外出計劃，避免成為病毒的傳染源；一些原本要回武漢過年的人，主動取消了回家的計劃；不少年輕人通過視頻電話勸導父母戴口罩、少出門......
互聯網在改變用戶行為習慣的同時，改變了信息傳播的路徑，讓信息公開成為我們抗擊疫情的利器。
以往人們談到BAT之類的互聯網巨頭時，習慣性放在商業游戲的法則中，畢竟互聯網已經成為一種民眾日常生活中的基礎應用。可當新型冠狀病毒襲來時，我們看到了互聯網平臺另一面的擔當。
比如在搜索引擎上，什么是新型冠狀病毒、新型冠狀病毒的臨床表現、冠狀病毒的傳播途徑以及如何預防冠狀病毒等等疫情相關信息成了網民熱搜的問題，折射出公眾對防御新型肺炎病毒、輿情、病毒科普的迫切需求。
民眾在百度進行搜索，是對疫情最直接的關注情緒的表達。而這些搜索現象背后，如何針對用戶的“疑問”進行更權威、全面和及時的信息。如何打好防疫站，除了信息流通，百度也聯合了專家對疫情預防進行解答，在“抗擊肺炎”頻道里實時更新全網權威新聞報道，甚至是制作了“醫生教你戴口罩”等視頻，幫助用戶正確佩戴口罩……
在商業的價值之外，互聯網公司們也在思考社會價值，而百度并非是唯一一家，阿里巴巴、京東、騰訊等平臺也針對疫情進行了“緊急預案”。
比如多家平臺此前就明確表示口罩等醫療防護品“不漲價”。此外阿里巴巴通過全球直采醫療物資，定點送往武漢及湖北的醫院；京東也向武漢捐贈100萬只口罩，和六萬件物資；騰訊設立第一期新型肺炎疫情防控基金，首批150萬個口罩正在路上，其中10萬個正在武漢市發放……
即便是一度將重心集中于春晚紅包的快手、抖音，也在疫情爆發后通過捐款捐物的形式支援武漢；美團、餓了么等生活服務平臺啟動了疫情應急措施，在保障騎手安全的情況下繼續提供送餐服務；順豐、菜鳥等物流平臺啟動了應急運力，保障武漢等地區的正常派送……
2003年的疫情過后，曾有人批評當時還在草莽階段的互聯網公司發了“國難財”，這樣的聲音在淘寶出現假貨問題、騰訊游戲毒害青少年的輿論場中數次發酵。到了2020年，中國互聯網世界已經巨頭林立，在疫情面前，今天的互聯網公司展現出一種沉穩的溫度。
比爾·蓋茨曾經這樣描述病毒的危害：“如果有什么東西可以在未來幾十年內殺掉上千萬人，那比較有可能是一個高度傳染的病毒，而不是戰爭。”
引用這樣一句話，并非是為了刻意渲染新型冠狀病毒的危險，而是我們應該向對待戰爭一樣對待傳染病。至少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場上，互聯網平臺的表現不乏可圈可點之處：巨頭們的努力，讓我們對疫情防護有了更早的預見性，也讓我們看到了互聯網企業的責任擔當和人性溫度。
新型冠狀病毒仍在蔓延，還需要越來越多的互聯網企業參與進來，在技術和數據層面給出更多的判斷和思考，為抑制疫情貢獻屬于這個時代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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